我家以前卖过磁带。九十年代初，矿山下马，家家都有下岗职工。一下子没有了生活来源，可是老人要看病，孩子要上学，大大小小几张嘴要吃要喝，我父母他们那一群中年人一霎时愁云惨淡，扎撒着双手咋办呀？没有在工矿企业待过的人们很难理解，这些职工为啥不置办房子，也没有存下积蓄。几十年的光景过去后，我也是后知后觉想明白了这些事：工人们都是天南海北被招来的，家里本就穷的叮当响，如果不是土地养活不过一家老少，谁愿意背井离乡冒着生命危险下到黑黢黢的井里干活？他们怀揣着最朴素的情感，期望这座山底下埋着源源不断的乌金———只要有煤还怕啥？更何况，置办了房子就要落地生根，他们根子上还是热爱乡土的农人。等有一天他们退了休，还是要回到原来的家乡去，既然带不走，花这些钱就是框外的，多余的。更何况那时候每家每户都有几张嗷嗷待哺的嘴，哪有积蓄？ 
　　然而一夜之间，我爸下岗了。两口子合计了好几晚上，我爸妈下了狠心，终于决定做点小买卖。做什么呢？既不能下大本钱，也是没有的意思，不能压货占资金，还不能有保质期，符合这几样的，就是卖磁带了。买了一台录音机，电源通上，花里胡哨的灯光将我家的毡房映的也没有那么寒碜了。又从近千里之外的老家进货，一次就是四五箱，一箱几十斤。先坐一夜火车，绿皮车慢，没有座位，坐在箱子上打瞌睡。出了站，两口子揉一揉肿胀的腿脚，轮着搬出站口，倒一次公共汽车，倒两次长途汽车。售票员嫌占地，要收一只箱子起件费五块，我妈如剜了肉一般心疼。一二百斤的东西好容易扛到家，人也快虚脱了。我妈一边骂售票员黑良心，一边又盘算各地赶集的日子。 
　　印象里，那段时间俩人常不在家，回来了就摆弄那台录音机，一盒盒的试听，看看有没有卡带，会不会卷。上一秒是港台风，“无奈无奈无奈的思绪”，下一秒就可能是“老身家住南阳地，离城十里姜家集”，上一曲是“蹦擦擦蹦擦擦”，下一段就可能是“祖籍陕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各种不同的风格无差别切换，甚至到最后，乐曲一响，我就能一边做作业，一边哼出下一句。录音机我们是不敢随便动的，每次赶集回来，被弄得灰头土脸，我妈会用镊子夹了干净的卫生纸蘸了酒精擦，比给我妹洗脸还认真。那转着圈的五颜六色的灯光打在糊了报纸的土墙上，反射到人眼睛里，亮晶晶的，好像也闪烁着希望。 
　　所以我们姐妹几个的乐感都很好，我们唱歌从不跑调。当然，我妈他们进的卖的更多的是河南戏，那时候矿山上河南人居多，什么豫剧、曲剧、越调等等卖的最好，我们也跟着知道了常派、马派、阎派他们的代表剧目。像常香玉的《花木兰》、马金凤的《对花枪》、张宝英的《卖苗郎》、申凤梅的《诸葛亮吊孝》整本整出的，我们也能接着唱完。偶尔，我爸妈也对戏里的唱词表达一些看法，阎立品的《桃花庵》里唱说她相公张才一十二载未曾回来的时候，我妈就撇嘴说：“要这样的男人窾哩”！还有《杨八姐游春》里，我爸的关注点不在佘太君要的彩礼上，他计算得出的结论是：不符合常理，那时候杨八姐十八九岁，佘太君都七八十岁了，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个闺女？而我最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李豁子离婚》里孙氏女说的那句话：长得好哩吃好哩，那谁长的赖喽就该吃那黑窝窝！我吃饭的时候就有一种愧疚感，长得丑我爸妈还努力让我们吃白面馍馍呀！ 
　　戏里的人物简单，好人妆和坏人妆一眼都能看出来。这种仅仅定义为好坏两种的区分办法让我至今还无法洞悉人性的幽暗之处，现实生活中大家都没有油彩，我也就理所当然的认定大家都是良善之人。后来我也人到中年，看过了更多的悲欢离合，才明白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到底是怎样的，就更越发觉得爸妈不易。当梆子响起，戏曲里的爱恨情仇一股脑涌到眼前，才觉得自己的日子也没有那么难过：你看嘛，那白蛇虽然成了精，一心一意的想和许仙白头到老，临了不是还被可恶的法海压到塔底下了么？你看嘛，贵为皇帝，郭瑷打了公主金枝，不是还得亲手解开绳索，给驸马连升三级才能皆大欢喜么？只要是人，就有无奈处呀！ 
　　我妈爱看戏，这是她不多的乐趣之一，每次视频，她身后的电视里放的都是豫剧。也多亏有这些戏曲在，才能让她在那些苦如黄连累如黄牛的日子里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哼唱着戏词。我不识字的妈，也只有在看戏的时候才能放松一会，跟着哭哭笑笑，在那些个唱念做打里，权且她不是她。